罗荣桓，作为四野的老政委，是我军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工作者，拥有深厚的政治工作经验。在青年时期，他便投身于秋收起义，成为最早追随毛主席的几位重要将领之一。随后，在山东与东北等地，他为军队的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，深受军民的爱戴与尊敬。然而，令人惋惜的是，罗荣桓同志长期受肾病困扰，身体状况欠佳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后期，因健康问题多次入院接受治疗。尽管如此，他的贡献与成就依然被铭记。

1953年，即新中国成立四年之际，罗荣桓因健康状况欠佳，再次入住北戴河疗养机构。尽管他担任着总政治部主任、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以及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等多项重要职务，但住院期间，他依然难以完全放下手头的工作。每日，来自军队中枢机构和各大军区的文件、资料都会准时送达北戴河，供他批阅。此外，北京的部分高级干部也会不时前往北戴河，与罗荣桓进行工作上的沟通与探讨。

在处理其他事务时，罗帅总能保持冷静并有序进行，然而，一份内容特别的文件却让他这位平时沉稳的将领感到愤怒。数日之后，彭老总特地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，前往北戴河与罗荣桓就这份文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。自回国以来，彭总担负起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，对于此事，经验丰富的他也感到难以决断，因此非常重视罗荣桓的看法。

据悉，军队内部有部分成员提议效仿苏联军队的体制，废除各级部队中的“政委”职位。即便不采取彻底废除的方式，也有人建议将政治主管调整为军队的次要领导，以此强调军事主管的权力和责任，这种做法实质上接近于“单一领导制”。在那个时期，中国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且在建国初期，我们视苏联为重要的指导者，在很多领域都参考苏联的模式。因此，有人根据苏联的情况提出论点：苏联军队早已不再设立政治委员，这种军政一体化的管理方式能够提升部队的管理效率，从而增强战斗力。

彭德怀对罗荣桓的观点进行了深思，认为其颇具道理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制止了关于军队人事制度调整的议论，强调此事非同小可，需谨慎对待。罗荣桓对此深感忧虑，经过几日思考，他决定中断病休，亲自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。平时，罗荣桓不愿轻易打扰主席，但此次事件让他难以入眠，觉得必须亲自向主席阐明利害关系。

在中南海进行交谈时，罗荣桓情绪激动，坚决反对废除政委制度，认为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并未深入了解人民军队的本质。毛主席罕见地看到罗荣桓如此动怒，他深知政治工作的重要性，并未考虑采纳“一长制”。随后，他安抚罗荣桓，劝他安心养病，不必再为此事忧虑。罗荣桓离开后，主席对身边的人感慨道：荣桓同志刚才说话时，激动得嘴唇都在颤抖。

罗荣桓的思维方式颇具辩证性，他强调继续借鉴苏军经验的重要性，但同时指出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。例如，他认为在苏联行之有效的一长制，在中国却未必适用。罗荣桓的这一见解最终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被采纳。1954年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》正式发布，其中毛主席着重指出：“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不可或缺的核心。”自此，政委制度得以延续，至今仍在军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1963年12月，罗荣桓因病逝世，终年61岁。